超越GDP的新幸福思維-物種多樣性之重要性

摘要

巴西里約熱內盧於2012年舉行第三次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如何提出可替代GDP的社會福祉衡量系統，以促成全球調整經濟成長範型，揚棄現行無視環境品質與自然資源耗用代價的褐色經濟（brown economy），邁向可兼顧消滅貧窮及環境永續發展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亦被視為大會的重要課題。

同年第3屆諾貝爾獎得主全球永續論壇共同發表的〈斯德哥爾摩備忘錄〉、地球高峰會的秘書處公佈的《我們希求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協商文稿，再至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發表的〈韌性的人類與地球：值得選擇的未來〉 （Resilient People, Resilient Planet: A Future Worth Choosing）中，均明白指出，鑑於GDP作為衡量「社會進步」指標之侷限性，應儘速發展一可將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經濟與扶貧政策的社會影響納入考量的新福祉指標衡量系統。

生物學者威爾遜博士（Edward O. Wilson）1988年組合了一個新詞：「生態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 =biodiversity），在這個概念中，物種的歧異度要更重於物種的數量（豐富程度），讓基因庫能夠盡可能的實現多樣化。但是這個物種多樣性的價值當前卻遭受無情的打擊，在「物種多樣性補償」（biodiversity offsets）這一個即將大行其道的新興市場經濟觀念下，物種多樣性脫去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環，出現在販賣區的價格表內成為可以討價還價的項目。簡單地說，「物種多樣性補償」的觀念主要是指在因為A地區的原生生態環境在「不得不」的情況下被人類破壞，而使得A地區的物種多樣性遭受損傷，為補償A地區的物種，允許人類在其他B、C等其他地區重新構築類似A地區生態環境的行為。

舉例沿海濕地亦為一重要生物棲地。研究中針對濕地及紅樹林群落進行分析，其生態服務的總貨幣資料價值，每年每公頃最高達到21萬美元，最主要的價值分別在於水質處理、提供物種遷移廊道以及極端氣候調節上。其中光是在水質淨化上，價值即高達每年每公頃12萬美元以上，顯見沿海溼地作為地球之腎的重要性。現在公認，美國於1972年由環保部與陸軍工程部所著手解決濕地問題，為生態補償的始祖。其所依據的操作性概念，到今天都奉為環境開發的準繩：

1.迴避：首先對開發地點進行環境評估，是否一定要在此地開發？還是盡可能的避免開發？

2.減輕：如果開發是必須的，那麼應當儘量把規模縮小；

3.補償：如果以上都無法滿足，那麼就是最後一步，把此區域的生境，移植到其他的區域。即便如此，美國環保部含蓄的承認，美國因為全球氣候變遷和外來物種等等原因而每年平均失去6萬公頃的濕地。

TEEB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研究計畫(全名為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倡議）。會中提出一份簡要報告強調TEEB的研究，並不是要為生態系統訂出一個價格，而是要真實反映其長期被忽略的價值。 因此各類TEEB的研究成果，不必然是生態系統值多少錢，亦可是物理性的單位。例如溼地的防洪效果，可減少多少人的壽命損失之類的。現今生物多樣性的國際論述已轉向「是為了追求人類自身的健康與福祉」，糧農署官員出席說明了生態保育對糧食生產、糧食安全，以及推廣永續性農業作為減緩壓力的對策等。世銀官員則提出對開發者融資方面的審查原則，已納入生物多樣性衝擊評估、加強補助水源保護的保育計畫等。

貧窮國家為了脫貧，毀壞其生態棲地作為畜牧用地或工業用地，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關鍵因素。而面對此狀況，「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進一步分析生態服務的價值對貧窮國家的重要性。分析結果顯示，在傳統經濟統計中，農林漁牧等初級產業，約僅佔貧窮國家總GDP的6％到17％，但實際上，若將生態服務納入考量時，則生態系的真正價值高達貧窮國家貧困階級GDP的46％至89％不等。因此生態保育，絕非是貧窮國家的脫貧的阻力，而是助力。

依據此項研究成果，於2010年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OP10）上，通過了「2020年前，各締約國應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全國與地方政策規劃之中，且須與國家會計系統加以整合」此政策目標。UNEP主辦的「青年綠色就業」（Green Jobs for youth），UNEP與ILO（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強調，只有綠色經濟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能夠涵納新增的青年就業人口。

對照台灣，雖然在行政院永續化下，擬定「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與跨部會的生物多樣性推動小組，但在各大會議甚少見到衛生或金融主管官員出席討論或深度發言。台灣需要更多溼地生態價值的研究環境教育的角色，不只是放在環境意識的提昇，而須檢視面對未來經濟體轉型時可以發揮的積極功能，整個國家的政策更應把生物多樣性當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

(文/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研究員 李宜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