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NBS方法學8-城市永續轉型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15.1 公民參與環境教育活動

計畫名稱：連結自然計畫（CONNECTING Nature）（補助協議編號：730222）

• 環境教育機會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環境教育（EE）是一個學習過程，其增加人們對環境和相關挑戰的知識和認知，發展必要的技能和專業知識來應對這些挑戰，並培養人們的態度、動機和承諾，以做出有憑有據的決定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UNESCO, Tbilisi Declaration, 1978）。環境教育旨在培養出對生態環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及其相關問題有所見識的公民，了解如何幫助解決這些問題，並積極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努力（Stapp, Havlick, Bennett, Bryan, Fulton, & MacGregor, 1969），意即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environmentally literate citizenry）。

EE一詞指的是有關環境的教育，包括人口成長（population growth）、污染、資源利用與濫用、城市和鄉村規劃（rural planning）以及現代科技對自然資源的需求。

環境教育的目標與目的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比利斯政府間會議（UNESCO’s Tbilisi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上達成共識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用來定義上述環境素養的概念（意即組成要素），並包括認知、知識、影響、技能和參與。環境教育的出發點在於提供學習機會，幫助人們更加理解住家附近環境，以及和住家附近環境建立更親密的連結，即人們自家附近環境和社區環境（Carter and Simmons, 2010）。Cole (2007)在設計學習機會時，把注意力聚焦在當地和文化的適當性，即學習機會所教的概念需源自當地和文化上的適當知識、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並與之產生共鳴。儘管並非所有的環境教育計畫都具有在參與者中產生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可能性（例如，課堂教學），但有一些環境教育形式可以促進社會聯結、信任、協會參與和志工參與（例如，這些專案包含了和管理相關的志願者和協會參與的集體機會，如社區花園和植樹，或者包含了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和集體決策的機會，如地方本位（place-based）學習、學校和社區為了永續的合作、環境行動（environmental action）、行動能力（action competence）、社區本位的自然資源管理（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EE、社會生態系統韌性（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resilience））（Krasny, Kalbacker, Stedman, & Russ, 2015）。基於此原因，提供給社區的環境教育機會被認為是衡量其協會參與自然解決方案的資源以及建立信任框架的重要指標。

除了承認綠地有益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之外，Wolsink（2012a, 2012b）報告了在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中學進行的一項探索性研究的數據，指出靠近綠地與環境教育之旅的次數有關。具體來說，該研究指出，增加城市綠地對環境教育活動具有正面影響，包括親近綠地的次數。作者強烈肯定了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必要性，即承認環境教育 「是城市綠地發展中可行的賭注」（Wolsink, 2012 a, p.179）。

Kudryavtsev、Krasny 和 Stedman（2012）運用准實驗（quasi-experimental）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發現了經驗證據，證明例如環境教育之類的介入可以培養高中生的場所感（Kudryavtsev, Stedman, & Krasny, 2012）。

由於發現場所感可以培養特定地點的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見指標SC 6），由 Kudryavtsev等人（2012）收集的布朗克斯城市環境教育暑期計畫的青年參與者的數據支持此預期，就是培養城市綠地重要性的城市環境教育計畫 「可能會激勵社區本位的主動行動，打造出更多的城市農場、屋頂花園、社區花園和綠道（greenways），或進一步恢復水生生態系統（aquatic ecosystems）和城市森林」（p. 11）。

Derr（2017）強調了參與式環境教育的永續利益，方法是替建構環境教育（built environment education, BEE）找到經驗證據，這是一種教育賦權模式，旨在促進年輕人在決策和塑造他們的環境時發揮更大作用。作者闡述了科羅拉多州波德市的兩個案例，兒童和青年在當地參與了一個自然公共空間的重新規劃，作者認為，BEE包括促進團體行動和行動能力的參與過程，提供了 「一個完整的教育架構，在這個架構中，年輕人可以探索自然，整合多種能力，並思考關懷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的事情」（Derr, 2017,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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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攸關生態系統與其功能/服務的社會性學習（Social Learning）

計畫名稱：城市綠色行動計畫（URBAN GreenUP）（補助協議編號：730426）

• 關於生態系統及其功能和服務的社會性學習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長久以來，社會性學習一直被視為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的關鍵，因此對自然解決方案的主流化來說必不可缺。為了監測社會性學習，必須檢查政策和流程實際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遷。諸如此類的變遷可包含根據過往的經驗和新的資訊，採用新的介入措施、技術、政策和流程（Hall, 1993）。

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參與觀察研究（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都將作為基線監測的一部分，運用在整個計畫中，以了解決策者、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和從業人員（practitioner）如何將關於自然解決方案的新知識納入他們的流程、討論和檔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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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親環境認同

計畫名稱：連結自然計畫（CONNECTING Nature）（補助協議編號：730222）

• 環境認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另一個描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並提出解釋/預測與自然解決方案相關的親環境行為的承諾是環境認同（EID），其被理解為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一個層面，其存在於我們與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的聯繫中，例如與寵物、樹木、山體改變或特定地理位置的聯繫，通常是依照 「地方認同 」的觀念研究此聯繫（Clayton，2003）。在整體分析中，環境認同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都貌似具有促使以及維持生態行為的能力，兩者都是我們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和自然世界之間複雜互動下的產物（意即與透過與自然環境接觸所注入的自我關聯性信念），以及作為個人、社會、政治選擇和行動（意即環境永續行為）背後的驅動力（Clayton, 2003; Balundė, Jovarauskaitė, & Poškus, 2019; Freed, 2015; Olivos & Aragonés, 2011）。例如，Dresner、 Handelman、Steven Braun和 Rollwagen-Bollens (2014)調查並採訪了172名成年人，他們在2012年2月至6月期間參與了奧勒岡州波特蘭地區公園的18場城市志工活動。根據每年參與此類活動的頻率，參與人員被歸類為初次參加的志工、中等參與度志工（一年參加3到10場活動）和頻繁參與活動的志工（一年參加超過10場活動）。據信環境認同是解釋全面調查反映出的差異，以及親環境行為和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三個主要因素之一。環境認同、親環境行為和公民參與和志工參與公園地區活動的頻率呈現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頻繁參與活動的志工對環境議題的關心程度、環境認同和自我報告的親環境行為的得分最高（Dresner et al., 2014）。

Clayton（2003）設計出一個評估EI的心理測量工具（即環境認同量表 （Environmental Identity Scale, EIS），以及提出進階研究數據，以支持「環境認同是一個有意義以及可測量的觀念，會對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以及透過思考環境認同，我們學到的東西超越我們透過談論態度和價值觀學到的東西」（pp. 52-58）。Balundė 等人 （2019）進行了一項統合分析（meta-analysis），調查EI與其他兩個被設計來代表人類與自然關係之間的概念，即「與自然的連結感」（Schultz, 2002）和「環境自我認同」（van der Werff, Steg, & Keizer, 2013）。他們的分析結果證實了與自然連結感的程度與環境認同有強烈的關係（另見 Olivos, Aragonés, & Amérigo, 2011）環境自我認同也是如此，表示雖然從理論上可以辨別，但它們在心理測量上可能無法辨識區別，因此是多餘的（Balundė et al., 2019）。因此，有鑒於EIS（Clayton，2003）的心理測量特性已受到跨文化（即西班牙）的檢視和確認，我們將其作為參與者與自然的關係、環境和自然解決方案的測量標準（Olivos & Aragonés, 2011）。

根據對環境教育和環境態度（environmental attitudes）演變的研究（見 SC 10 與 SC 11.1），Bremer（2014）主張，童年時期接觸自然的經驗對環境認同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她對六名學生及其父母進行的訪談和調查的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顯示，照顧者在環境認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的結論是，當父母「深入參與孩子的生活，與孩子建立正面的關係，引導孩子關心環境，同時也允許孩子去探索和發展獨立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時」，對環境認同的形成影響最大（Bremer, 2014, p. 64）。依照類似的觀點，Prévot、Clayton 和 Mathevet（2018）主張為兒童和年輕人提供自由地體驗自然的途徑和機會，並提出了從919名法國學生身上收集而來的資料，以支持童年時間接觸自然（意即田園風光）的經驗和環境認同之間存在著相當強烈的正相關。作者表示，這樣的關係是由成人行為（意即造訪自然地貌）介入引導的，成人行為「在良性循環中提升環境認同的分數：從前的經驗預測出認同度和目前的行為舉止，而認同度和目前的行為舉止又相輔相成。」 (Prévot et al., 2014, p. 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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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親環境行為

計畫名稱：連結自然計畫（CONNECTING Nature）（補助協議編號：730222）

• 親環境行為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親環境行為（PEB）代表在自然解決方案的影響與可預見的永續性的另一關注層面的評估。狹義的定義是「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行為」（Krajhanzl, 2010, p.252），PEB一直是理論主義和經驗主義努力的核心，旨在闡明促進與自然有關的職責的因素。顯而易見的是，在PEB中涉及的行為可以用各種無意識的形式出現（例如，購買大豆產品）。此外，環境理論採用了各種術語，來記錄親環境表現的不同細微差異，例如「生態行為」（Kaiser, 1998）、「永續行為」（Tapia-Fonllem, Coral-Verdugo, Fraijo-Sing, & Duron-Ramos, 2013）、「環境保護行為」、「環境 -保護行為」、「對環境負起責任的行為」（Krajhanzl, 2010）。舉例來說，Tapia-Fonllem 等人（2013）強調，「儘管永續行為在實際應用上與親環境行為同義，但後者是用來強調保護自然環境所付出的努力，而前者指的則是旨在保護自然和人類（社會）環境兩者的行動」（p. 712）。

人們已經針對和自然解決方案研究相關的許多變數（variables）相關的親環境行為進行了調查，例如環境管理（Dresner, Handelman, Steven Braun, & Rollwagen-Bollens, 2014; Whitburn, Milfont, & Linklater，2018）、場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Ramkissoon, Weiler, & Smith, 2012; Takahashi & Selfa, 2015）、與自然的聯結（Whitburn et al, 2018）、環境認同（Brick, Sherman, & Kim, 2017; Brick & Lai, 2018）或是教育（Kudryavtsev, Krasny, & Stedman, 2012; Meyer, 2015）。

Whitburn 等人（2018）在一項准實驗研究中探討親環境行為和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是來自20個具有植被差異性的社區的423名實驗參與者。作者衡量過去的PEB，判別參與者參與植樹行動的參與積極度，並報告其研究成果，顯示與自然的聯結和參與PEB之間有很強烈的關聯性。此外，參與者參與植樹和社區綠化的程度解釋了PEB之中46%的變異數（variance），在這其中，與自然的聯結、環境態度和利用自然進行心理恢復扮演了媒介的角色。

Dresner等人（2014）調查並採訪了172名成年人，他們在2012年2月至6月期間參與了奧勒岡州波特蘭地區公園的18場城市志工活動。根據每年參與此類活動的頻率，參與人員被歸類為初次參加的志工、中等參與度志工（一年參加3-10場活動）和頻繁參與活動的志工（一年參加超過10場活動）。親環境行為、環境認同和公民參與和志工參與公園區域活動的頻率呈正相關，頻繁參與活動的志工對環境議題的關心程度、環境認同和自我報告的親環境行為的得分最高（Dresner et al., 2014）。

Brick等人（2017）以識別信號（意即我們的行為對他人而言的能見度（visibility））的重要性與其在我們的社會認同成形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基礎，提出「表達和釋放親環境行為訊號的最重要的認同，就是認同環保人士」（p. 227），並表明環保人士認同預測自我報告的高能見度行為，親環境行為甚至比政治取向更為強烈。Brick和Lay（2018）反覆求證此發現，並報告明確的認同強烈並獨特地預測出親環境行為和政策偏好（policy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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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永續城市轉型的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的額外指標

16.1 參與環境教育活動的兒童

計畫名稱：智慧城市計畫（CLEVER Cities）（補助協議編號：776604）

• 參與環境教育活動的兒童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根據社會生態理論（social ecological theory），個人因素、環境因素和社會因素會影響兒童的行為。要改變行為，需要的是支持健康選擇和生態選擇的環境和政策，針對健康選擇和生態選擇，擬定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範（social norm）和社會支持，以及激勵與教育人們做出這些選擇（Sallis et al. 2008）。

永續教育可包括與回收利用、校園棲地（schoolyard habitat）、收集與管理雨水、營養和健康、減廢（waste reduction）等相關的新做法。學校的學習園地提供了一個讓學童實際參與種植糧食的機會，這可以激發兒童的好奇心和興趣，以及加深環境參與度（Williams and Brown 2012）。

此外，研究顯示，在學校從事園藝活動和主動學習對於兒童的課業表現有著正面影響（Wells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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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與自然解決方案地點/計畫的接觸

計畫名稱：城市綠色行動計畫（URBAN GreenUP）

• 與自然解決方案的接觸（地點/計畫 )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1998年在丹麥奧胡斯市（Århus）通過的《奧胡斯協定》（Aarhus Convention）清楚記載了大眾獲取環境資訊和參與環境決策的重要性 和意義（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98）。在英格蘭，國土規劃政策（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也強調社區參與對於設計出好的場所和促成大眾參與規劃以及決策的重要性（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18）。另外，學術文獻強調，了解包括大眾在內，不同利益關係人的意見之間的關係對環境管理的益處（Baur et al. 2016）。因此，監測利物浦（Liverpool）的自然解決方案的參與情況是極為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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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正念（Mindfulness）

計畫名稱：用於後工業化城市新生的高效綠建築計畫（proGIreg）（補助協議編號：776528）

• 正念 ：

(場所再生、健康和幸福感、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正念是一個公認的指標，其與數種認知和情感產物（例如，注意力、覺察、快樂、憂傷）相關。觀察研究顯示，正念和與自然的聯結以及親環境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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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參與園藝活動的學童比例

計畫名稱：智慧城市計畫（CLEVER Cities）（補助協議編號：776604）

• 參與園藝活動的學童比例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學校的學習園地提供了一個讓學童實際參與種植糧食的機會，這可以激發兒童的好奇心和興趣，以及加深環境參與度（Williams and Brown 2012）。

由於學齡兒童許多時間都待在學校，許多公共衛生計畫聚焦於發展體能活動的機會，同時實施改變學校環境的計畫（e.g., Anthamatten et al. 2011）。除了改善操場環境之外，還實行許多介入措施，包括打造學校花園，已證明其對蔬菜攝取量（Somerset & Markwell 2008; Davis et al. 2016）和體能活動量（Blair 2009）有著正面影響，也有助於減少久坐時間（Rees-Punia 2017），使參與園藝活動的兒童更加健康（Ozer 2007）。除了對健康發展有正面影響之外，研究顯示，學校園藝活動和主動學習對學童的課業表現有著正面的影響（Ozer 2007; Wells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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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公民對城市自然和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的認知

計畫名稱：城市自然實驗室計畫（UNaLab）（補助協議編號：730052）

• 公民對城市自然和生態系服務的認知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對於生態系統和生態過程（ecological process）的保育、恢復（rehabilitation）或復原（restoration）是保持、提高或是恢復完整的自然系統所供給的自然財富（natural capital）或生態系服務的關鍵策略。

對環境議題有所認知，是打造支持環境計畫和方案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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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綠色智慧認知

計畫名稱：城市綠色行動計畫（URBAN GreenUP）（補助協議編號：730426）

• 綠色智慧認知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人的行為以及態度的改變，是讓世界更加永續的根基，因此，分析活動或介入措施對於提升人口的綠色智慧認知的潛力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自然解決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有大量的機會，以對公民行為產生正面影響的方式提升對永續的理解度。我們有著許多隨手可得的資源來學習和了解我們的環境有多脆弱，以及學習和了解人類肩負著保護、保存和尊重這個世界的責任。因此，該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旨在反映如何將介入措施應用在教育目的以及提升公眾意識上。

綠色智慧意識向所有教育團體和社會團體敞開大門，不論對方的教育水準為何（研究生、大學、學校、基礎教育（ba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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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接觸自然解決方案激發了正面的環境態度

計畫名稱：連結自然計畫（CONNECTING Nature）（補助協議編號：730222）

• 接觸自然解決方案激發了正面的環境態度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積極的環境態度（EA）是環境教育（EE）過程/環境素養（EL）連續體（continuum）的重要一環。環境教育計畫有望使個人參與環境議題的探索、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與決策之中，藉此改善環境（Kudryavtsev, Krasny and Stedman, 2012; Kudryavtsev, Stedman, & Krasny, 2012）。因此，展現出關心環境的態度以及改善或維持環境品質的動機（U.S. EPA, n.d. ），作為透過這類具有改革效果的計畫進行微調和有效介入的指標。

此外，許多研究提供以觀察為根基的支持，支持接觸自然和對環境的積極態度有著正面關聯的觀點（Baur, Tynon, Ries, & Rosenberger, 2014; Byrka, Hartig, & Kaiser, 2010; Tarrant & Green, 1999; Whitburn, Linklater, & Milfont, 2019; Williams, Jones, Gibbons, & Clubbe, 2015）。在一項針對紐西蘭威靈頓市20個社區的423名城市居民的准實驗性研究中，Whitburn等人（2019）認為環境態度是接觸自然/參與自然和親環境行為之間關係的媒介。Baur 等人（2014）對美國奧勒岡州四個城市的城市居民進行了一項一般族群調查（一共收回了734份完整填寫的調查問卷），發現造訪城市公園、森林保留地（forest reserve）或其他城市的綠地與城市近郊綠地的次數上升，與公眾對城市自然資源管理的理解度和支持度上升有著密切的關連性。Williams 等人（2015）依照類似思維，採訪了五個英國植物園的1054名遊客，發現離開植物園的受訪者的環境態度，比起即將進入植物園的人還要更加正面積極。在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關於兒童參與自然的好處的現有文獻時，Gill（2015）發現能支持在自然中度過的時間可以促進正面的環境態度和價值觀的結論的證據。其回顧的研究提出了確鑿的證據，證明「兒時在自然環境中度過的時間，與成人時的親環境態度和與自然界相連的感覺有所關聯，也與更強烈的地方感有所關聯」（p. 18）。此外，Soga 等人（2016）對397名東京小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兒童的情感態度和保護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的意願不僅與親身體驗自然的頻率有著正面關聯，而且與體驗自然的替代表現形式（例如閱讀和野生動物和自然有關的書籍/看電視節目，或與父母/朋友談論野生動物和自然）的頻率有著正面關聯。

Schultz、Shriver、Tabanico和 Khazian （2004）將EA定義為「一個人對環境的相關活動或議題，所抱持的信念、情感和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的聚集體」。此概念的錯綜複雜的本質具備潛在性（意即無法直接觀察）以及多面性（意即深植於關心自我的價值觀—利己主義，關心他人的價值觀—利他主義，或關心生物圈的價值觀（biosphere）），成為許多試圖鞏固預測的一般環境問題和生態行為之間相關性的關聯的研究提供了一方沃土（Bamberg, 2003; Bamberg & Rees, 2015; Milfont & Duckitt, 2006; Milfont, Duckitt, & Cameron, 2006; Milfont & Duckitt, 2010）。Milfont和Duckitt（2006，2010）透過背離傳統的態度結構三要素模型（意即認知、情感和行為），整合評價傾向（evaluative tendency）（意即價值觀）的功能來應對這項挑戰，既能從評價傾向推斷出人類與環境關係的信念、情感和行為，也可以對其產生影響。

隨後，作者列出一份多面向的清單，以對EA進行跨文化的評估。

環境態度量表（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ventory, EAI）是一份集合了12個特殊量表的量表，涵蓋了過往研究衡量的主要面相（facet）（Milfont & Duckitt, 2010）。這十二個量表顯示了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同質性、高度的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並且也被證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社會期許約束（social desirability）（Milfont, 2009; Milfont & Duckitt, 2010）。此外，量表的心理記量品質在跨文化研究中受到支持（Milfont, Duckitt, & Wagner, 2010）。這些特性使作者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經實踐而穩健，因此與我們的研究目標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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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城市農業教育和/或參與性活動

計畫名稱：城市綠色行動計畫（URBAN GreenUP）（補助協議編號：730426）

• 城市農業教育/參與活動，生產者的學習 ：

(知識和社會能力建構)

尤其是住在城市和近郊的農民，會定期收到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及其日益嚴重的影響的資訊。首先，要確定居住於城市周邊（吉利區和梅內門區）的主要農民、農業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和學生名單，並安排培訓研討會。其次，示範區所在的薩沙利自然生命公園的遊客也會從研討會中受益。自然生命公園地區的遊客（約150萬名）將能參觀對氣候敏感的溫室及其花園。所有的遊客都會被列入橫量對象。每一場培訓研討會結束後，參與者都要填寫詳細的調查問卷，衡量培訓有多成功。會使用統計法（statistical method）分析特別準備的調查問卷的結果。

並且在分析問卷之後，使用資訊和通訊科技平臺（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分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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